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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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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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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武铉自杀想到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不屑一顾  

2009-06-01 10:23:26|  分类: 中国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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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卢武铉自杀想到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不屑一顾

 

童大焕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家属涉腐,在接受调查期间跳崖身亡,令人唏嘘。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分析认为,他的自杀主要缘于内心的羞耻感,一如他在最后一篇博客中所言:“对于已经查出的事情,作为前任总统,我的名誉和道德信赖已经彻底完了……现在我卢武铉已经不是大家所追求的价值的象征了。” “我已经陷在无法出来的深渊,大家不能跟着掉进这个陷阱里,大家应该放弃我……。现在只剩下低着头,向国民请罪的事了。事情发展到某种程度,我会做的。”

韩国1948年建国,61年来共有10位总统。除两任短期总统尹谱善(1960-1961)和崔圭夏(1979-1980),并剔除现任总统李明博之外,其余7位总统均不得善终,或身败,或名裂,或流亡,或遇刺。李承晚(1948-1960),反日政治领袖,始创大韩民国。执政后期恋栈,操纵竞选外加贪渎被迫切流亡海外,1965年客死他乡;朴正熙(1961-1979)靠军事政变登基,1974年其妻遇刺身亡,5年后其本人遭遇同样下场;军人出身的民选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离任后,相继在1995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7年有期徒刑(后相继特赦)。金泳三(1993-1998 )在位时本人尚“干净”,但儿子因腐败入狱;金大中(1998-2003)号称民主斗士,全斗焕时期曾被判死刑,后流亡美国,当选总统后推行“阳光政策”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其执政后期腐败丑闻叠出,12名亲属涉嫌腐败,3个儿子均因贪腐入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卢武铉同样以清洁政治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同样无法防范家属的贪腐行为,虽然其贪腐额目前仅涉600万美元,在历届总统中是最小的。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在《美国往事:穷政府加公债催生民主法治》一文中认为,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民权与法治会只好让位给权力。但是今天,韩国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即使拥有民主的制度框架,如果没有良好的政商关系,哪怕是一生以清洁政治为己任、视国家和个人荣誉为生命的总统,要想独善其身,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自己不贪,自有家人通过他的总统影响力而贪;即使其家人也不贪,也自有人会主动投怀送抱送上门。在政商关系过于紧密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权力影响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需要当权者打任何招呼,社会方方面面都会自然买账。就像在社会上,只要听说某人是某要员的亲属,人们都会对其刮目相看,为其让路者有之,暗送秋波者也有之。

我有一个判断:最深刻地影响国家走向和社会民族心理的,不是政治制度,不是政治口号,也不是战争、叛乱、瘟疫等表面上的“大动作”,而是那些毫不起眼的财政结构和经济结构。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战争史,不是政治史,而是财政史!如果一国之财政和经济权力,绝大部分掌握在政府和垄断集团之手,或者政商关系过于紧密,政府的管制权力无所不在,就极容易形成与真正的自由、公平、高效、廉洁的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国家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它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一段时期内获得经济高增长,但不可持续;表面上的高增长实际上的低效率,并直接影响科技和知识进步。因为资源垄断集团不需要通过多少知识和技术含量,就能通过提高价格、通过不断的折腾(如拆迁、征地强制制造需求)等获得GDP高增长;三是使平民上升的渠道严重受阻。在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和资源被少数人、少数垄断集团掌握的情况下,深厚的家庭与关系背景往往比知识和学历更能取得竞争优势。有深厚背景的人不要多高学历就能轻松进入年薪几十万元的垄断企业或隐性待遇奇高的政府部门,而弱势群体的子弟便有高学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教育能够改变同类人群中的竞争态势,但已不足以在不同社会阶层间促进公平竞争。四是使腐败具有全民性的民间社会基础,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公民个人,“腐败化生存”往往都成其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和致胜法宝。原因是政府主导全社会主要资源尤其稀缺资源、由政府而不是法律管控政策),民企向政界“献金赎买”则不可避免,最终形成政商、官商结盟态势。至于公民个人,大凡想进入一个好单位,甚至哪怕仅仅只是为了拥有一份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每个人都得削尖脑袋走后门托关系,不是痛恨腐败,而是用腐败去寻找和扩大腐败的机会。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被称为全球经济学界“男一号”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作为萧条经济学的大师,克鲁格曼在十多年前就对“东亚奇迹”不屑一顾,认为亚洲的成功不过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海市蜃楼。也许,我们的确是到了全面反思“亚洲增长模式”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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