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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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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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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财产最受公众关注 高考拐点很让国民期待  

2009-06-05 09:02:24|  分类: 七日谈?风雅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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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财产最受公众关注 高考拐点很让国民期待

 

童大焕

 

因休刊耽搁,补记上周两件事:湖南省株洲市发生伤亡惨重的跨桥事件,该市一副市长一语惊人:“事故结果和遇难人数是幸运的……”!邵建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面对血泊说“幸运”,只能见证用语者的非人性和反人性。而当地官方宣布遇难人数为九人,也迅即遭到网友和媒体真凭实据的质疑。根据国家《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造成10人以上的死亡,是为“重大事故”。如果可以减去一个,事故的“重大”头衔就可以豁免,行政问责的层次也可以下降。

在另一个场合,央视名嘴白岩松说: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变化比其他人大,我们在人性上由于欲望而导致的退步和混乱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家庭不稳固比美国更甚。墨西哥有一句谚语,Don't go too fast, you will lose your heart。中国有点儿像它,但是我们还没太看到中国停下脚步等一等灵魂的东西。我赞成白岩松关于人性退步的判断,不过还想问一句:谁才是我们人性退步的急先锋?

5月23日,正在接受反腐败调查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不堪道德压力跳崖身亡。这位在任时以清洁政治为己任的总统的遭遇,让人想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不屑一顾的态度。如果一国之财政和经济权力,绝大部分掌握于政府和垄断集团之手,或者政商关系过于紧密,则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权力要想保持清廉极其艰难,普遍的腐败化生存的民间基础像酱缸一样腐蚀着权力与人心。

虽然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增长的势头,并已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人口80%的人均存款不足5000元,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的话说,这点钱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1平米的房子。都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储蓄率高,这个报道再次说明储蓄率高只是政府和企业的钱多,普通百姓没钱储蓄也没钱消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一周年之际,新京报网联合新浪网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在“你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的选项中,官员财产情况、“三公”(公款出国考察、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名列前三,所占比例分别是73.2%2、67.3%和58.1%。而最希望公开财政预决算报告、环境保护信息的比例不到一半,分别为48.7%和47.4%。去年5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后,中青报进行的一项同题调查,也是“官员财产情况”以77.5%的比例拔得头筹。

这说明一年来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知进步不大。官员财产公开即反腐败方面的信息公开成了公众之最高期待,既说明反腐败的形势严峻,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社会公众某种程度上的急功近利。执一国之牛耳者,首推财政,最应该详细公开的首先是财政信息。官员腐败也好,“三公”消费也好,政府乱收费也好,往往都是财政信息不公开的副产品。当今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还有一个要害,就是环境信息公开。30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以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人为压低土地、环境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取得的,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一切就会回过头来算总账,不仅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公民健康受到损害,甚至有可能危及政权稳定。中国2006年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只占到美国工人工资的4%,不能不警惕。

6月2日,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透露,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名,比去年约减少40万,减少了3.8%,将有84万应届毕业生不参考。就业难、学费贵,固然是一部分贫寒子弟弃考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高考拐点出现了!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全面到来和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生育意愿的日益降低,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适龄儿童都将迅速减少。教育部2004年的研究表明,2008年高考将达到最高峰,之后逐步下降。而山东省教育厅的研究更表明,到2013年,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的数量,将比2008年下降50%左右。山东省高等教育过去几年间实现了大规模扩张,将来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源支撑,这些高校将难以维持生存。(《人民日报》2月9日)大城市适龄儿童人数的减少尤其明显:上海市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8.3万人,比去年减少了两万人左右,减幅将近20%。它必然倒逼我们的教育体制发生全面变革:城市必须海纳百川地容纳外来人口子女不受任何歧视地就地上学,并在学习所在地平等地参加高考。否则,不仅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权得不到保障,而且大城市很多学校要关门、教师可能面临失业。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办学机制也必须大幅度改革。应该欢迎大量的国外大学直接和国内大学或其他机构联合在内地办学、招生,使更多的学生在国内就能享受到良好的国际水准的教育,既节约考生的教育成本,也使教育消费更多地留在国门之内,并使国内大学教育水平得以较快提高。过去我们靠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需求维持落后的教育体制,如今,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教育红利”已经全面消耗殆尽,高考拐点的出现使教育改革的迫切性逼到了眼前。

中国国企标杆之一,招商局集团现任董事长秦晓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采访时的一番话意味深长。他说:“有两个问题是我们在改革中需要去反思和研究的。第一个就是政府主导经济。”“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必要去控制这么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他说他反对一种观点,即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产业需要国有企业来主控。“其他国家就没有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没有国家战略产业?那你要回答我,第一,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要国有企业来做这个事情;第二,你能证明国有企业更有效、更安全吗?在没有一些政策支持,没有一些垄断的情况下,你能证明吗?”他更明确地说国有企业“长远来看不需要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从微观层面看应当把它搞好。从宏观层面看,应当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里去。”他还认为,更高层次的价值判断,是社会是否认同包括自由、个人权利、和民主在内的一些“核心价值观”。“现代化在中国就是民富国强,更多的是一个物质和经济指标,我们提出翻两番啊,人均GDP多少啊,都是一些经济和物质的指标。”他认为,这种经济增长奇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

你简直怀疑,这不是一个用五年时间让负债累累的百年招商局重焕生机的国企领袖,而是一个目光如炬的思想家在宁静的书斋推窗远望。遂想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这样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有这些思想而已。”在凯恩斯看来,既得利益对社会的影响,还远不如思想观念摧折贤良或春风化雨的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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