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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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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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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换不来交通文明  

2009-07-28 15:54:19|  分类: 珠江观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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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换不来交通文明

 

童大焕

 

    这边,杭州飙车致人死亡的肇事者胡斌刚刚被以交通肇事罪一审“顶格”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舆论风波未定;那边,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23日对同样备受关注的孙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为由,判处被告人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老实说,我对这两个判决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大备感恐惧和心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两个案件都属于明显的过失犯罪,《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第十八条特别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无论是人在清醒中在街头飙车,还是酒后驾车,驾驶人都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这两者,也都属于“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因此两者都应负刑事责任。

    而交通肇事罪则是属于无法预见却仍然发生的过失犯罪。因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街头飙车致人死亡的肇事者,有适用罪名明显失当之嫌。

    而对于醉酒驾车致恶性交通事故肇事者,法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顶格”以死刑论处,属于危险的全国首例,显示出司法对罪犯生命的极端漠视。《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如前所述,醉酒驾车应属过失犯罪,判处死刑令人非常吃惊和意外。“去年5月,在成都一技术公司工作的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一辆别克轿车,之后其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审判长在宣布开庭后,简要叙述案情。判决指明,孙伟铭于去年12月14日醉酒后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其行为已对公共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孙在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后,仍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继续驾车高速逃逸,后冲过双实线,以超过限定速度一倍以上的车速冲向相向行驶的多辆车,造成4死1重伤的严重后果。

    尽管如此,孙伟铭醉驾致恶性交通事故也仍属过失犯罪。

    有人认为,醉酒并不会让人完全丧失意识,而只是减弱意识,法律认为醉酒驾车者还具有相当意识,在撞人后不及时停下来接受处理而是继续驾驶,就是一种放任。即使醉酒驾车者真正因为大量饮酒,造成意识非常湖涂,在驾车撞到第一人后真正不清楚自己是撞了人而继续前行,但是,法律仍然认为他后面的行为造成后果是间接故意的。因为,醉酒本身就不允许驾车,驾车者在醉酒时也完全可以选择不驾车,但这时他选择了驾车并且连续发生了严重后果,法律就不会因为他神志不清楚而免责。这个道理正如某些人醉酒后杀人一样,在刑法中叫“原因自由行为”。

    我认为这个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醉酒后杀人是故意犯罪,醉酒后驾车致人伤亡是过失犯罪,二者界限分明。但如果按上述逻辑,醉酒驾车也可以视为“放任”和间接故意!孙伟铭醉酒驾车追尾后逃逸而致更为恶性的交通事故发生,只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犯罪的延续,这本身就是一个连续进行的行为,而并没有转化为间接故意行为。所谓间接故意,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比如他明知撞伤了人,不积极施救会死人却仍然为了逃逸而放任其死亡,则可视为间接故意。但他为了逃逸而“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里即为随后的恶性交通事故),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则仍属过失犯罪范畴。

    的确,我国的交通事故伤亡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人车矛盾也到了随时随地一触即发的时候。但是,死刑换不来交通文明,任何试图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换取秩序和文明的做法,本身都是野蛮的和乌托邦的。文明的交通秩序和环境,需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严格的执法环境,另外就是法律对交通肇事的刑事处罚应该前置,不能只对结果问罪,而应像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对酒后驾车、飙车、闯红灯等行为进行“过程问罪”,不必等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发生,即行问罪;问活罪,不问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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