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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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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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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发展主义才能终结血拆  

2011-05-21 08:43:47|  分类: 贫富秘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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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发展主义才能终结血拆

 

童大焕(萧建)—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就征地拆迁频繁引发强拆血拆等恶性事件问题,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土资源部相继发出通知和紧急通知。国办决定立即在全国开展征地拆迁制度规定落实情况专项检查,强化监管,严肃问责,坚决制止违法强拆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国土资源部要求严查强征强拆,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征地前及时就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和政策征求群众意见;不得强行实施征地拆迁。

      国办和国土资源部两道令箭齐发,是在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开始实施仅仅4个月之后。人们不禁怀疑和担心:国务院条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纸政令能够令行禁止?在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阶段和正式文本出来后,舆论对其中的“司法程序”和“渎职问责”曾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实践看来,“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问题并不会对一个新条例格外“网开一面”。

      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拆迁征地矛盾愈演愈烈,从群体性事件的演变发展中一目了然。众所周知,群体性事件多数是缘于地方民众与政府间的利益纠纷,而其中最重要的导火索,就是征地拆迁的程序不合法、补偿不合理等问题。根据2010年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1993年全国GDP34634.4亿元,2005年182321亿元,12年间GDP增长5.26倍,群体性事件增长10倍。其中固然有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因素在,但又有多少GDP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和民众权益为代价的杀鸡取卵呢?

      在发展主义的理念和长达三十多年的习惯性支配下,不破不立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很多地区心照不宣的发展模式,拆迁征地则成为这些地方党政一把手亲自抓的头等大事。从一些拆迁征地的口号,可以清晰地看见这种发展主义而非人本主义的发展理念已经深深地嵌入一些地方官员的骨髓和灵魂,甚至完全走向了人本、人权的反面。当年嘉禾拆迁的街头横幅是“你影响我一阵子,我就影响你一辈子”;山东荷泽官员脱口而出“哪里的拆迁不死人”;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用理论论证“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山东高密市柏城镇副镇长宫厚才对土地被以“新农村建设”为名骗走卖给开发商的该镇堤东村18户村民大言不惭地说“我当书记的,就是希望你们喝西北风。”媒体刚刚披露的贵州茅台镇副镇长袁仁涛更明确地说“补偿安置方案肯定是不可能,政府哪里有资金来买这个单?”,“你不要影响我的执法,影响了我执法,所有我们的行政成本肯定都算在你的头上。我跟你讲,再次跟你打招呼,再来影响,涉及犯法的马上带走。”一切都是“步步为营”得寸近尺的,今天是没有补偿或者低补贴,明天要算行政成本,后天说不定要算因拆迁耽误开发进度造成的开发商损失。

      发展主义理念不是基层干部的专利,而是当下“权力上收、责任下放”的行政体制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指导思想下区域竞争的必然逻辑。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级别的干部,通常是在上级命令、外来资本和当地百姓之间的夹板中生存,上级命令和外来资本通常只给他们一个完成任务的时间表,拆迁补偿却未必完全能够由他们说了算。有时问题出在下头,根子却可能出在上头,包括现行国土部门主导的《土地管理法》,给农民的是补偿而非价格。比如国家要搞个重点工程,高速公路或者高速铁路要从辖区呼啸而过,地方有权力按市场价给农民补偿吗?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摘掉乌纱帽;为了按时按量完成任务,保不准什么地方火山爆发。官员们不是不懂法,而是有时只能心存侥幸;百姓也不是不知利害深浅,而是他们的认知决定于这个“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现实。

      《土地管理法》给征地补贴设置了看不见的天花板,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则形成了一个市场形式的自我压价机制。地方政府没有定税权力,行政成本和法治环境也不完全由他们说了算,能够拿得出的“竞争资本”无非是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我们不由自主地走上牺牲环境、民众的“悲惨式发展”道路,根本的逻辑正是政府公司化,以发展和逐利为第一目标,同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民众和司法都不可能对地方主政官员形成实质的约束力量。

      在公检法都为拆迁征地保驾护航、甚至成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拆迁征地的排头兵和先遣队的时候,国办不可能成为千手观音,国土部也不可能令人财物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的各地国土局“号令地方”。一个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性问题,靠文件乃至一般法律是解决不了的。

      以招商引资为头等大事的发展主义政府,其重资本轻人权的价值取向,不仅在不知不觉日积月累中制造和积累群众与官员、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在制造和积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在制造和积累贫富之间的仇恨与敌视,使这个社会中的先富阶层充满了极度的不安全感,移民海外成为其中多数人的“明智”选择。其结果是:以吸引资本始,以资本外流终。不是走向共同富裕,而有可能走向“另一种贫穷”——环境与人心的恶化与贫穷。

      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来形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也许正合适: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计划经济走到共同贫穷的山穷水尽;当下,政府主导的高效率同时大幅度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准市场经济,转眼又走过了三十年有余,越来越高的维稳成本和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是否意味着这个模式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从上到下的政府职能和行政理念没有彻底转变,没有从见钱眼开、见物不见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以人为本位的民主法治、社会安全、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与民争利的强拆血拆仍将屡见不鲜,毕竟官员的政绩和灰色收入、干部的工资福利、政府的税收等都在其中。今天的我们,站在新的时代转折点上,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受法治和民众约束的政府,是这一代人无法推卸的使命。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著有《买房的革命》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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