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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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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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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才外流拷问投资环境与财富安全  

2011-06-20 14:55:31|  分类: 贫富秘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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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才外流拷问投资环境与财富安全

 

童大焕(笔名:萧建)—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6月14日,胡润百富与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ILTM Asia)共同发布首份《中国奢华旅游市场白皮书》,称2010年中国大陆96万千万富豪中有九成出国旅游,大陆旅游者的购物花费也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占据全球消费的17%。其次是俄罗斯、日本、美国和印尼,这些国家的消费全球占比分别为16%、5%、5%和4%。

      在中国日用消费品早已经全面、持久地进入过剩的买方市场的今天,大陆游客的海外购物世界第一,足以充分说明中国不缺钱,但高度缺乏与富人群体相适应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从胡润报告显示的,中国大陆游客最喜欢购买手表、珠宝,接下来是衣服、时尚配饰等方面看,中国本土缺乏的正是奢侈品。一方面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中国大陆本土奢侈品牌的“断代”与成长发育缓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很多人以“直线思维”认定,在多数人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中国,应该对奢侈品高额征税。世界奢侈品协会日前发布了2011最新报告,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汽车),占全球份额的1/4。预计中国将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但由于我国奢侈品关税税率全球最高,导致中国奢侈品消费严重外移,中国人在国外消费是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也就是说,高税收没有阻止相对富裕的人消费奢侈品,却把庞大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国外,房租、税收、就业等等有利于财富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都“送”给了外国。而中国本土奢侈品牌长期无法建立,更使中国大陆被迫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把高能耗、低工资、高污染、低利润留给自己,却把最好的产品(包括为全球奢侈品代工)以价廉物美的方式奉献给全世界。真正是充分发扬了“牺牲大中国,幸福全世界”的大公无私的世界共产主义精神。

      如果说大量富人寻求海外消费,拷问的是我们的奢侈品文化入相关制度,那么,富人们在海外购置不动产和大量向海外移民,则更加拷问一个国家更为根本的投资环境和财富安全问题。

      与胡润的《中国奢华旅游市场白皮书》不约而同同一天发布消息的,是国际地产顾问行高力国际披露,在国内楼市限购背景下,一些财力雄厚的中国买家将目光转向了海外购房。今年上半年中国客户通过该行完成的海外住宅项目投资总额达到1.3亿元,逼近2010年全年成交额。英国媒体14日报道称,大量中国买家涌入英国市场,推高了当地房价。高力北亚区董事总经理柳维伦表示,内地客户已经取代香港、台湾成为当地最大的移民族群,热门城市还有英国伦敦、澳大利亚墨尔本等。据透露,目前内地客户主要来自长三角的沪杭温以及环渤海区域的京津沈,多为民营企业家,偏爱总价在200万加币左右的豪宅项目,半数以上选择一次性付款。“中国买家不讲价,我们对此也很吃惊。”柳维伦承认,加拿大房价处于高点,2%至4%的租金回报率也偏低,“但买家关心的是移民、贷款等技术环节,没有人对房价有问题(即大家都不过问房价)”。

      彭博新闻6月14日报导说,在美国加州库伯蒂诺和帕洛阿尔托等地,以中国购房者为主的海外投资需求已经导致当地房价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同比两位数上升。

      与此同时,来自各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中国通过投资移民海外的人数在逐年增加,去年获得加、美、澳三国移民签证的人数就超过6000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财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申请共772人,居全世界之最。

      仅中国投资移民一项,每年或流失2000亿元财富。而技术移民与投资移民的比例高达20:1。投资移民主要35至45岁,正是处在社会最中坚力量的中间层,且基本上是举家移民。分析认为,经过多年的财富积累后,中国新富阶层开始考虑更多以前忽视的问题: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等。

      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富人阶层的安全感、尊严感也许丝毫不比城市乡村的贫民阶层有保障,甚至有可能,他们的安全感和尊严感比一般人还有差,只不过他们有了一定的财力,于是选择移民海外。原因也很好理解:在一个权力管制深重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往往带着深重的“原罪”:过五关斩六将一路通关,需要耗费本不该消耗的大量财富和牺牲自我的尊严与人格不说,在贫富两极分化和权力斗争中,他们常有可能成为殃及池鱼的牺牲品被献祭。一朝有把柄在人手,惶惶终生也未可知。因此,其中的许多人宁可到国外做不能进入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待在国内做“一等公民”。未必真想走,却不得不走,只是因为过得不踏实。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得法律的切实保障。

      财富外流的另一主因,是投资环境的变幻莫测。行政之手始终高高在上自以为比市场更高明地搅动一池浑水,除了给官员制造巨大的浑水摸鱼的机会、给企业家和投资者搅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污泥浊水之外,随便一个小小的货币政策都会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局:货币政策一宽,首先得利的是国企;货币政策一紧,生不如死的就是万千中小企业。

      投资企业如此艰难,投资房产保值增值如何?这个限购、那个限贷,不像中国传统社会和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允许富人在大城市郊区和乡下购建豪宅,既吸收流动性,又传承财富与文明。大量流动性被迫在民生领域急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投机钻营,哄抬物价,左冲右突泛滥成灾。搞得财富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是一个何等悲剧的悖论:我们卑躬屈膝不惜牺牲环境与劳动力招商引资,到头来好不容易在世界产业链低端赚得的一点蝇头小利又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甚至仓皇逃往国外!

      一个只会创造财富却留不住财富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真正能帮助贫困、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和我们每一个人的,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盯着富人的财富,而是取消特权、树立法律权威,让法律和市场高于一切组织和个人,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梦想,让每个人对未来都有明确的预期。(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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