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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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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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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先管住主政地方官  

2011-06-04 21:43:01|  分类: 中国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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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先管住主政地方官

“社会管理”还是“管理社会”

 

童大焕—2011年5月29日星期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管理”之所以被执政者提至前所未有高度,既是因为“老百姓的需求和过去不一样了”,更是因为社会正处在风险和矛盾突出的关口。能否顺利化解矛盾、度过风险,事关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否保住,事关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否持续。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几天,5月26日、27日、28日,接连三天,江西抚州、陕西宝鸡、四川成都等地相继发生爆炸事故。5月26日9:18至9:45,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三起爆炸,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27日上午8:30左右,陕西宝鸡也发生爆炸事故。据附近居民描述,爆炸现场黑烟滚滚,爆炸声很大,方圆几里地都能听到,还起了蘑菇云。28日,成都公交集团一分公司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成都公交集团否认是安全事故。

      抚州爆炸案的原因基本已经明了:爆炸由当地居民钱明奇策划,钱明奇自己也被炸死。钱因对拆迁补偿案件审理结果不满,上访十年无果。他的微博还直指主导拆迁的地方官员腐败问题。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才发现他的微博,但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

     正好在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文章直指核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一个人的破坏力量就如此巨大,想想一年28万起群体事件吧。类似抚州这种“报复社会”的事件,受害者多是无辜群众。正如黄健翔所说:“社会动荡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只有土匪、无赖、流氓才能从社会大乱中趁火打劫捞好处,普通良民但凡能过个小日子的,都会是这种动荡的受害者。谁在制造敌人、激化矛盾,把一些想过踏实日子的顺民良民逼上鱼死网破的绝境,谁才是真正的国家民族的罪人。”

      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当其时。咬文嚼字,追根溯源,我们应当郑重强调,“社会管理”的本义是强化“由社会来管理”,而不是“管理社会”。1993年到2005年,12年间GDP增长5.26倍,群体性事件增长10倍(从0.87万起到8.7万起)。据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给出的数据,在2010年,中国发生的包括请愿、示威和罢工“群体事件”,平和的及暴力的,共达约28万起。这种态势之下,单纯自上而下的“强化管理社会”既无助于事态朝和解、有弹性的社会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成本也将不堪重负。

      而社会管理,首先要管住的是地方主政官员,上下合力,管住他们不合社会潮流的观念和行为。地县两级的主政官员得到很好的管理,那么天下的河清海晏和谐太平可谓指日可待。今天,一些地方主政官员的观念和做法,的确已经太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就在抚州爆炸案发后,媒体曝出临川区委主政官员“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有本事”的“捂盖子”稳定观;网络上还流传着一幅据传来自浙江温州的巨幅标语照片:打死一切阻碍发展的“拦路虎”,粉碎一切前进中的“绊脚石”。

      一些地方官员敢于公然站在百姓的对立面,种下群体性事件或者恶性事件种子,往往有着官商合谋的强烈逐利动机。一审被判死刑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涉案金额高达2.69亿元,这些钱几乎全部来自地产商。据媒体报道,许迈永按拆迁效率给干部发年终奖。但是,贪腐官员的案发率显然与此不相称。去年全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3441件,判处罪犯24406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5972人。换一个角度说,包含引起28万件群体事件在内的官员贪腐案,去年全国仅2.4万人因贪腐被判刑,1.8万人获轻刑。当年綦江彩虹桥整体垮塌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一位副县长仅仅因在工程中受贿超过十万元就被判死刑。我们今天对经济犯罪越来越少适用死刑,固然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减少死刑的同时应该形成贪腐者必究的政治法律环境。对于那些最终引发恶性人命案件的经济犯罪,一定要“秋后算账”,没有诉讼期限限制。而对于那些直接引发人命的贪腐案件,比如直接在拆迁征地中致人死亡,则即使不采用死刑,也应该严格限制相关贪腐官员的减刑等问题。据一位权威的法学专家透露: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时间平均不到14.5年就可以假释,或减刑出狱;而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期间平均在12年左右,比数罪并罚近20年的罪犯实际执行期限还要短。

      不为民谋利的官员不能及时受到制约,贪腐官员不能及时、必然地落入法网,或即使落入法网也往往罪不当罚问题,既成为官员“前腐后继”的诱因,也使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陷入与群众的对立之中,直接影响的是政权的根基。因此,“维稳”首要的是打击贪腐,而不是“枪口”对准维权的百姓。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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