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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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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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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凝聚改革共识   

2012-03-12 12:48:10|  分类: 七日谈?风雅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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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凝聚改革共识

 

童大焕—2012310星期六

 

2012年的两会,是凝聚改革共识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参加政协经济组讨论时认为,政府应尽快从一些经营性领域退出。政府应制定游戏规则,为大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而不是自己“跳进来参与”。

今年是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第五次将垄断企业改革的提案带上“两会”。“我上会已经15年了,我协同其他代表提出的九年义务教育和成立证监会的提案都已成为了现实,但唯独这个垄断企业改革的提案还迟迟不见奏效。” “国企的人请客吃饭国家报销,买车加油国家报销,甚至出国嫖赌国家也报销,此外还拿那么高的工资,国家体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老百姓不服,社会不服,我作为政协委员更不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明显高于应有的价格。”全国政协委员、保监会前副主席魏迎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国企应全面退出竞争性行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并指责其只是一头只顾追求利润的“经济野兽”。就连当年因强烈反对国企MBO(“管理者收购”)而暴得大名的经济学者郎咸平也看不下去了,他看到武钢准备投资390亿元养猪,愤而在微博上写道:“你们为什么不拿这笔庞大资金进军高科技,领导全国产业升级,强化国家整体竞争力,反而与民争利。武钢事件不仅暴露了4万亿投资的失败,更凸显我们应该对国企改革痛下狠手了。”垄断“国企”要不要改革,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需要讨论的是如何改革才公平有效。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建议给民间金融松绑,“民间借贷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应该给予,咱们互相借点儿钱的事儿不是经常有的吗?很平常的。但是我们防止的什么?防止的是非法集资啊,防止旧社会的‘驴打滚’。”

教育部长袁贵仁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用不了十个月”亦即年底前就会出台。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时间表的“最后实现年限”则由当地政府决定。杜玉波说,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他承认,有关异地高考的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

不触动现有大城市人口的高考利益,技术上很简单,不妨给异地高考的孩子单独增设招生指标,提前统计异地高考考生人数,然后按全国平均考生和录取比例,对这部分人群单独增减录取指标。异地高考,难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今天的户籍改革和异地高考改革,在大城市一直没办法展开,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技术环节和经济环节,而在于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高考和户籍被他们赋予了过重的、这两个领域根本无法完成的“控制大城市人口”的使命。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说,现在高校的招生指标怎么分,“还停留在人情往来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的方法层面。”他希望促进不同地区的孩子都享有相同的机会。

从异地高考入手,逐渐实现按考生比例分配招生名额,也许是最终通向高考公平的有效途径。

改革最难的是政府自身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朱小丹一再重申了广东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称将通过改革真正形成防范政府公权力蜕变的有效机制,最终形成政府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朱小丹称,改革的目的是要拔除那些“小团体”和官员个人随意、随心所欲地支配公共资源,不惜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政弊端。如果这方面的改革不是动真格的,不能到位,解决了乌坎问题,可能又会冒出新的问题。

  在两会广东团的分组讨论中,汪洋更具体谈到改革的阻力来自中央,其中既有法律方面的障碍,又涉及中央政府部门的态度。汪洋举例说,“现在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有些费用政府可以考虑不收,但中央部委说广东不能带这个头。‘你不收大家都不收怎么办?这个钱从哪里来?’”汪洋说,“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解决。”

  前几年人们就一直在谈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通过法制固化以后,不合理的东西就变得貌似合理,直接社会不堪承受。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改革攻坚,重在变法。

汪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独家釆访时表示:“凡是改革的事我都支持、赞成!”当记者问到“改革方向是什么”时,汪洋朗声答“还是政经分离”。

“政经分离”的确是改革突破口,否则,权力的含金量太大,神仙当了官恐怕也难以“自持”。政经分离之后,才会逐渐有政教(教育)分离、政道(知识、道统)分离、政社分离。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互相依存又彼此制衡。

政经分离,内部的改革动力不能缺,外部的机制制衡更不能缺。38《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严以新称,每年人大会议审议预算报告其实都审议不起来。一方面,专业问题有些代表可能确实看不明白;另一方面,确实时间太紧,头一天晚上才拿到预算的详本,第二天就要审议,立即提出意见不现实。

以后能不能提前两个月把相关重要报告和需要审议的法律等诸事项发给代表?

38,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这一草案规定,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于20131月选出,草案明确提出了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这是自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以来,首次就该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减少官员代表比例,的确也是“当务之急”的事项之一,否则难免陷入“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陷阱。同时,逐渐减少代表人数、逐渐增加专职化代表人数,也宜成为完善现有人大制度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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