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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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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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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由增量便是中国进步繁荣增量   

2012-08-22 09:24:38|  分类: 智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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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由增量便是中国进步繁荣增量

(自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童大焕—2012815星期三

 

每当经济、社会和国家面临转型之际,亦必是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之时。影响力中国网的苏小玲和章龙飞先生日前提出《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概说》,认为未来中国,1、人应该成为目的,也即人是其他一切价值的价值。任何人均不能以任何理由,让人成为任何其他目标的工具,或者成为他人的工具——无论他人是个体还是社会组织乃至国家。2、平等自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只有成功实现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才有望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新的路径和景观,有望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贡献。

张伦的《权利增量——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唯一标准》说得更具体明确,他认为“权利增量,公民权利的增长,理应成为下一步衡量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唯一标准。这既是一种道义选择——它符合应有的道义,也是一种策略选择。检验所有政治家是否真心改革,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是否具有价值和实效的尺度,就是公民权利的增量,就是是否将以经济增量、国家权力为重心的改革与发展移转到以公民权利的增加上来,以此为导向和标准。只有实现公民的权利增量,改革和发展的果实才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公平共享,既不必指望那种皇恩浩荡式但却极不可靠的赐予,也无需那种民粹式的杀富济贫;避免‘重庆模式’的悖论和恶果;坚定且循序渐进地实现权利增量,才有可能解脱那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国家与社会的紧张才可能逐渐有所缓和,避免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荡来达成新的政治结构型塑、国家合法性的再造;而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公民的权利得到增加,那困惑中国经济发展已久的结构失调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某种改善,增长才会得到新的动力。公民权利增量得到落实,社会成员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感、参与感才会增加,国力才会真正强大稳固,中国人的道德文化水准才会得以提升。提倡权利增量,就是要限制权力的增量,国家逐步让渡权力,将其视为禁脔的领地归还为公民,让权利和权力在规范的博弈中找到新的平衡,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架构,既能维护权利,又保证经公民认可的权力能得到有效的运行。以公民权利增量为目标,政治体制改革才不会缺乏动力,走入误区。将权利增量作为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标准,也就回答了改革与发展的主体、动力和目标的问题。公民是主体,也是动力所在,更是改革与发展要达成和服务的目标。主张权利增量还是权力增量,这是测定中国左右知识分子道德和知识真诚的标准。权利增量自然是有利于普通民众,但权贵阶层也要明白,只有权力财富没有权利,命运最终对他们不见得是喜剧。”

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贫富两极分化、个体的无力感增强的时代,谈个体权利即自由的增加,似乎有点儿缘木求鱼不合时宜,因为“社会下流化”(即大部分民众被抛在时代身后)往往导致个体无力感增强,进而导致思潮下流化,这一点有德国动物学家霍斯特发现的鲦鱼效应为社会心理基础:鲦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将一只稍强的鲦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割除后,此鱼便失去自制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其他鲦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鲦鱼效应警示人类社会:一个社会被甩在时代身后的中位数以下人群越多,就越盼着救世主的出现;人们越是期待一个强权机构为自己伸张正义,民众权利被剥夺的奴役之路也越甚,且越发导致多数人被甩到中位数以下。愤怒和仇恨会使人们失去耐心和理智。

但是,急风骤雨的革命和民粹民主都不能给民众带来真正的自由与权利,自然也不能给民众带来真正的福利。为大众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计,我们仍然只能从一点一滴地捍卫每个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入手,为个人争自由即是为国家争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自由比民主和革命都重要。很多人认为革命能够带来民主、民主能带来自由和保障,但笔者要说,如果没有自由打底,别说是革命,就是民主本身也可能是流氓行径,是多数人暴政或少数人专权。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自由才是目的。民主不是幸福的依据,自由才是幸福的归依。

叶匡政认为,中国历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众的苦难当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对建立自由政体这类政治目标,思考得极少。因为民众并没有通过革命获得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最终会导致权力的扩张,及对自由的败坏。革命要求革命者杀人,革命者就杀人;革命要求革命者撒谎,革命者就撒谎。于是,革命演变成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镇压,而不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国历朝历代,革命总是与暴力连在一起的,但真正的革命却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要革去坏制度的命,而非革掉某些个人的命。

民主和革命只能着眼于解决公共生活层面的自由,无力解决个人生活层面的自由,更无力解决社会歧视、贫富差距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比民主和革命更重要的,是首先奠定个人自由之基,比如财产自由、言论、信息和出版自由、迁徙自由等基本自由。今日中国的村民民主,人们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由于这个民主权力已经直接渗透到农民的土地和房屋等私有财产权利,按马克思的说法,那里面已经远不止百分之三百的暴利,正因此,权贵阶层敢于冒着杀头和践踏一切法律的危险,去破坏村民民主。

换一个角度,如果不奠定最基本的财产等自由,民粹派的革命和民主一定会轻而易举地变成无产者联合剥夺有产者的零和博弈乃至负和博弈。历史上的革命从来如此。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的核心是自治,美国民主的根基是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他说:“乡镇集会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学问一样。它们将自由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并教他们如何享用。一个国家也许可以确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它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托克维尔认为,没有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只能产生“温顺的臣民”,不会产生“活跃的公民”。

在这里,窃以为乡村自治和地方自由还应该有前提:就是个人自由,包括产权的家庭自由与个人的表达等自由。每个人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狗,在增进自我福利的同时,客观上间接增进社会福利。人权或民主权利主要不是属于群体而是属于个人:自由与权利就是为了让个体有能力战胜多数派的“群体”愿望。因此,自由民主而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粹民主的主要特征,是通过运行充分的宪政司法体系限制公共权力和民粹政治,确保个体的自由与权利不受侵犯。

未来,检验中国是否真正进入良性社会的根本标志甚至唯一标志,就是从制度和法律安排上,公民应有的自由和权利是否真正实现了从国家权力的让渡与回归;从社会思潮上,公民个体和家庭的自由与权利是否真正达成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社会共识;从社会实践上,公共权力得到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有效监督与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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