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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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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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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焕视界:提振经济要从整肃公安始  

2014-12-01 13:17: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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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焕视界:提振经济要从整肃公安始

 

当下切入口有两个:一是反腐败,把贪官家中成捆成捆、成吨成吨的人民币释放出来,解决民间资本不足的问题。二是释放宽松的市场和法治环境,严厉整肃公安机关非法插手经济案件,把民间能力和创业激情释放出来。

 

童大焕—20141127日星期四

 

国务院参事夏斌日前表示,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严重萧条。事后,他又表示被媒体误读,因此再发长文澄清,当前经济正处于困难、微妙的调整转折时期。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既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正确态度应该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

事实上,当前的经济全方位衰退,是过去政府主导型“中国模式”导致低效率、低工资、低保障、高能耗、高污染、高腐败和全面产能过剩后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传统中国模式进入全面转型的时间关口。以为“中国模式”真是什么了不起的独特经验的人们从此可以闭嘴。

事实上,短期的振荡和调整不可避免,但中长期看,未来中国完全可以不陷入严重萧条,甚至有可能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中国模式是低质高速,如不改革将是低质低速,但是进行完全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以后将是高质高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等待我们去开启,比如,农民土地和房屋的财产化改革,经济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政治层面的法治改革等等。同时,我们的真实城市化率才完成35%,如果拆除自由迁徙和土地、农房交易的壁垒,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人们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迁移过程中,还会带来巨大的内需型消费空间。只要改革做得好,仍有很好的行情。包括土地改革、市场化改革、自由迁徙改革、法治化改革。反腐败释放货币,其它几项释放生产力。机会只给有知识有眼力看得见未来的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蓝图,正是有备而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法治化,正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缺一不可!这一步非走不可,说难也很难,说易也容易。当下的切入口,有两个:一是反腐败,把贪官家中成捆成捆、成吨成吨的人民币释放出来,通过合适的渠道,释放到市场上来,解决民间资本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二是释放宽松的市场和法治环境,严厉整肃公安机关非法插手经济案件,把民间社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惊胆战、五花大绑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激情释放出来。这样,中国经济还能释放出巨大的而且是更加健康的增长。

在法治道路上,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斩断各地公安部门非法以刑事手段介入民间经济纠纷的手,杜绝公安部门为利益办案。最近看见了两个相关案例,对此感触颇深。

一个案例发生在江苏东台,当地警方违反程序跨省办案,到杭州抓了6个一审二审三审都不见一个赌徒出来质证的网络开设赌场罪嫌疑人,冻结该网络游戏公司资金数千万元。

另一个案件也是跨省追捕,发生在天津和西安之间。200711月,西安商人张某兄弟的投资公司,获得了位于西安市核心城区新房村一块土地的城中村改造权。2011年中,长期活动于天津的美籍商人宦某经人介绍与张氏兄弟签订了《项目转让框架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3.87亿元收购张氏兄弟公司的全部股权和对前述城中村地块的全部开发权。为保障交易安全,宦某在签订协议前,还聘请了全中国最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顶级房地产律师,分别对张氏兄弟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前述城中村开发项目的状况及风险,进行了尽职调查和详尽提示。2011119日,宦某分两期从其在西安的账户,向张氏兄弟户头付款共计1.935亿元。但在此后,国家房地产政策剧变,中国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加之宦某发现西安市有关城中村改造政策有所调整,开发新房村的项目前途变得不明朗,便拒绝继续付款,并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款,双方就此发生争执。根据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张氏兄弟向北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进行当中,宦某感觉胜算不易,就协调西安市公安局以“合同诈骗罪”对张氏兄弟立案侦查,但此后,西安市局认为不该立案,2013628日正式决定撤销了该案。宦某便再次协调天津市公安局,在时任局领导的干预下,由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立案侦查并于20145月将张氏兄弟抓捕并刑事拘留至今。

天津警方在侦办此案过程中明显程序违法:本案的事实全部发生于西安,涉案公司地址以及犯罪嫌疑人住址都在西安,天津市公安局根本无权管辖;根据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及20131号文件,正在诉讼、仲裁当中的民事案件,只有法院、仲裁庭移送或检察机关指令立案,公安机关才能立案;公安部明确规定,诈骗犯罪的“犯罪结果发生地”,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的地点,该案即便认为张氏兄弟有诈骗嫌疑,他们也是在西安而非天津取得股权转让款,天津市公安局无权管辖;天津公安有关办案人员解释说,之所以管这事,是因为宦某向张氏兄弟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是从天津的银行户头转出,公安以此认定天津是“犯罪结果发生地”,但已有证据证明,宦某从天津汇出的款项,只是打到其在西安开立的自己的户头,并最终是从西安的户头汇向张氏兄弟;法律和公安部还明确规定,对于同一个案件如果多个机关有管辖权,由最先受理的机关管辖,本案最早由西安市公安局受理,并且已经正式撤销该案。

类似程序漏洞极其明显的案件,公安部门想管就管,想插手就插手,想抓人就抓人,想跨省就跨省,可以说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仅无人追究相关办案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要想纠正错案往往很难,公安部门通常都能取得抓人捞钱的效果。

这样的法治和市场秩序,谁敢放心投资?谁能安心做生意?社会的诚信与良知又如何得以滋养?

而我们当下的司法体系里,公检法三家,公安一家独大,常常左右着整个司法的局面。所以,法治首先要限制警察权,限制警察权首先要限制公安非法插手经济案件、以利益为导向办案的权力。

 

载于香港东网20141130日星期日

(备注:香港东网好像在大陆又怎么也打不开了,在海外影响力却越来越大,读者迅速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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