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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日志

 
 
关于我

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网易考拉推荐

推荐吴晓波的《自由与理想》   

2014-10-03 13:15: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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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吴晓波的《自由与理想》

 

这是我第一次向学员推荐文章,我的同龄人吴晓波的《自由与理想》。我们俩有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和几乎共同的认识:“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需寻租、无需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和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当然现在还需要更为高深的城市化知识——大焕注),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昨天我还在微博说“无知者是不可能真正有道德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所以无知是生命中不可原谅的恶。一个社会最狗血的莫过于一群又一群无知无畏者占着人数众多,就以为占据了道德和真理至高点并且以道德至高点不断撕咬那些曲线为他们好的人——他们的目光只看得到眼前一点点触手可及的小恩小惠。”今天也许还要加上一句:没有财富的人不可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公民。“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现在应该扩展为所有有产公民,不是说有产者一定都有道德,而是说没有财产奠基的道德是虚幻的——大焕注),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

财富从何而来?从真知真理而来!道德从哪里来?也从真知真理中来!通过真知和真理收获财富、成就道德,就是我们矢志不移的目标和方向。

【发现和发展看见未来的人们——大焕财智学院开门迎新http://tdh318.blog.sohu.com/304000202.html930日央行银监会解除限贷,吾等楼市春天派再度判断准确政府必“救市”其实是回归市场,十一假期加盟,附赠量身定制私人购房设计服务】

 

 

吴晓波:自由与理想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我进大学听的第一次大型讲座,是在复旦四号楼的阶梯教室,因为到的迟了,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只能挂在铁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里伸。那时是 1980 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刚刚如同幽灵般地袭入激变中的中国。

    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

    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复旦秋夜,我不再隶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组织或机构,甚至国家。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这段诗句也是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但是过目即不忘,耿耿于怀。当时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十四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

    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二十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学毕业是 1990 年。这个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 1992 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在南方找到通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 300 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台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树在茶几前,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目睹此物——在当年它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十年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明年的工作目标。轮到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 5000 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础于财富的自由。

1990 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需寻租、无需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和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2003 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十三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 2001 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 4A 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三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 49% 的股份,“剩下的 1% 实在不能让出来。”

    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 1% 就是自由的边疆。

    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

    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实现。

    于是,有了蓝狮子。从第一天起,它的股东就全数为私人。

    十年以来,我一直被蓝狮子折磨。就商业的意义上,出版是一个毛利率超低、账期极长、退货率让人难以忍受的“烂行业”,在当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还在“先铺货,后收款”。在很长时间里,蓝狮子名声在外,但规模和效益却强差人意。不过,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紧的是,与我的众多才华横溢的朋友们相比,我没有为了理想,出卖我的“资本自由”。

    浮生如梦,这一路走来三步一叹,别别扭扭。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须臾缺失。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

    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转自《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201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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