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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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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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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焕视界:农民不进城被“剥削”将永世穷困潦倒  

2015-11-23 05:08: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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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焕视界:农民不进城被“剥削”将永世穷困潦倒

 大焕视界:农民不进城被“剥削”将永世穷困潦倒 - 童大焕 - 童大焕中国日记

童大焕—20151121日星期六

 

我以前接受一个流行观点:中国农民穷,是因为前30年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城市剪了农村的羊毛;后30年改革开放时代,城市低价征收农民土地。我们以前总认为底层穷是国为上层富,因为富人和政府对穷人的搜刮。现在我认为,农民只有进城接受城市工商社会“剥削搜刮”才能富起来!

我们先放下先入为主的观点,从历史回顾来看看真实的现实世界。

如果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农民不可以自由流动,农村山岭光秃、农房破败的一片凋零景象可以被视为“农民被死死摁在土地上被城市敲骨吸髓剥皮抽筋”,那么1978年以后农民可以慢慢地自由进城、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后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对农民的征地,就不能再被视为农民贫困的根源。因为城市化用地真正只牵涉到全国3%左右的农民,举凡被征用土地的,绝大多数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益,其中不乏大中城市城中村和城郊村村民一夜暴富的案例。反而是那些没被征地的,境况平均起来远不如被征地的。这也是地缘优势,最大的不平等是出生地的不平等。

中国大陆还有畸形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导致农民进城以后土地无法通过自由交易等方式退出,农民就成为两栖人:年轻时进城打工、攒钱回家盖房用于炫耀和养老,导致全世界在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面积都是净增加的,惟独中国大陆在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面积是净减少的。

于是又来了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18亿亩耕地保护制度”,城市化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征用土地甚至征用耕地,可以,但你征用了多少耕地,就必须复耕多少耕地。有一个专有名词对应它,叫做“占补平衡”。

但是土地不能像建高楼一样一层叠一层造出来,那就只好想办法,城市占用的土地,从离城市更远的农村里找回来?怎么找?用半行政半市场的手段把一些地方农民的房屋和宅基地恢复为耕地!于是又有了“赶农民上楼”和“地票交易制度”。

这地票交易制度同时制造了三个不平等:

1同样一亩地,在省内“占补平衡”交易可以卖到20万元左右,市内交易就降到了14万元,县内就降到了7万元;

2哪一亩、哪一个村庄的土地用来交易,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行政力量决定,不是平均分散于全国各地,而是集中于少数、局部地区,事实上造成了机会不平等;

3城市征用土地过程中,凭空多出了用于“占补平衡”的地票交易费用,这个费用,因为行政成本等,事实上大于地票交易过程中落实到被交易农民手里的每亩720万元费用,这些费用最终都要打进房价,对所有进城购房者制造了不平等。

但也正是这样不自由的地票交易制度,因为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由政府力量主导、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区)而抬高了距离城市边远地区被征地农民的土地价格。如果土地自由交易(限制使用权,比如耕地的性质只能按比例改变。不必担心土地自由交易以后人们都用来搞房地产,因为盖那么多房子根本不会有人要),在当下的情境里,除非城市扩张中的征地,相信大部分偏远地区农地的价格平均不会超过5万元一亩。

但现实占补平衡中平均每亩高于5万元以下真实市价的720万元的价格,以及城市土地征用过程中只占农民总数3%的人多数一夜暴富的事实,足以说明1949年以来的后半段历史阶段,中国大陆农民的贫穷并不是因为征地过程中受到盘剥。

还有一个说法,农民苦农民穷农村衰败,是因为青壮年农民都进城了,被城市榨干了青春和血汗,年老时剩了个人渣又回到乡村。

但是另一个事实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那些今天能够在老家盖得起房子的,大多数都是那些进城打工积极主动被城市“剥削压榨”的农民,反而是那些留在当地、没有家人进城打工的人们,通常活得苦兮兮穷哈哈的。宏观经济数据也告诉我们,农民不进城,不至于再像上世纪585960年一样,短期内饿死3700万人,但只占GDP总额9.17%2014年)的第一产业产值,是无论如何无法养好60%以上的农民的。

再来看我多次提到的2014220日《南方周末》《写真》版《为了“幸福”的母亲》中报道的例子,那些长期近乎与世隔绝、一辈子走不出村口那棵树、年现金收入只有一两百元、粮食不到1000公斤的贫困母亲,她们在全国的数量可能达到数以千万计。多年来她们过着“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勤劳但格外困苦,没有“不道德的开发商”赚走她们一分钱房钱,没有“不道德的政府”收她们一分钱税(200611日开始已经全面取消烟草税之外的一切农业税种),甚至政府每年还给补贴,遥远的城市居民也没有“吸星大法”吸走她们身上的一滴血汗,可是为什么,她们却过得那么苦那么穷?

为什么?沉迷于田园诗的文人型知识分子是给不出答案的。中国的传统就是文人治国辞章治国,理想主义夸夸其谈,以为靠空洞的道德说教和华美的辞章,就能富民强国,尤其对经济规律和知识彻底无知,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中国社会的奇葩传统。

事实上,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基本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农民苦农民累农村凋蔽,主要原因不是城市有什么吸星大法吸掉了农村的精髓、灵魂与财富,而是农村土地和城市户籍没有开放,导致农民从财产到人身无法完全融入以城市为主构建起来的自由市场,没有进入现代工商社会,参与深度社会分工。

越是封闭,越是半自给自足的人生,越困苦。这几乎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偏远地区农民的劳动没有进入交易,没有为社会创造价值,所以,他们也没有得到市场的回报。

流动产生财富,交易创造价值。我们很多人头脑里都残存着“生产才创造财富”的陈旧观念,这也是“重农抑商”的传统“农药残留”!我们应该及时彻底地清除这个“农药残留”,树立“商业、交易比生产更伟大”的理念!如果生产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不能进入社会交易,或者即使进入交易也无人问津那么这种生产和创造,除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外,就不能称之为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和财富,甚至有可能是在制造垃圾。观念和艺术品有时会有一个漫长的滞后接受过程,比如凡高的画生前只卖出一幅,任志强、董藩和我等关于房地产的观点,等等,这个姑且放一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市场交易是衡量物质性商品生产创造的惟一指针。

任何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都是前途黑暗的,只有彻底砸掉捆绑在中国农民身上的财产不自由、迁徙不自由,以及中国人观念不自由的枷锁,让中国农民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积极主动地接受城市的“剥削压迫”,中国的农民才有希望,中国的农村才能真正复活。

    20151122日星期日发表于香港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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