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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日志

 
 
关于我

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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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心必然是文化中心  

2015-12-25 05:18: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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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心必然是文化中心

——风格纯粹VS童大焕·智慧在云端握手之20

 

风格纯粹20151224日:

贫穷的地方一定没文化,经济中心必然是文化中心

 

上一篇长微博说的是浙江尤其是以温州为代表的温州商人,抱团行商,表面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只是一种金融不自由的融资创新,与文化无关,与金融不自由有关。今天这篇长微博谈论文化,长三角这个江南的富庶之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就是文化繁荣之地。童大焕老师也在文章中提及,这个吴语之地,自从有科举制度以来,贡献了20%以上的状元,至今两院院士,大学的各学科带头人,这个区域贡献的人才,也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这确实也是一个文化繁荣之地。

什么是文化?关于文化,目前还没有一个边界清晰的定义。我更倾向于存在主义文化的定义: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文化是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人们存在于自然中,同时也存在于历史和时代中;时间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存在于自然中的重要平台;社会、国家和民族(家族)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存在于历史和时代中的另一个重要平台;文化是指人们在这种存在过程中的言说或表述方式、交往或行为方式、意识或认知方式。文化不仅用于描述一群人的外在行为,文化特别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的心灵意识和感知方式。一个人在回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时的一种自我的对话、观察的方式。

用简单的语言说,人们有怎样聚集的方式,就有怎样的文化。它是变迁的。你有怎样的生产方式或者谋生方式,你就会有怎样的文化。最早的人类尚且知道逐水草而居呢。所以,在分析人类聚集的方式,首要分析的动力就是经济问题。人类因为追求物质财富,才有了聚集,才有了文化。而不是逻辑相反。很多学者在分析这个问题上往往本末倒置。

长三角这个区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发达的经济区域,江南的富庶,造就了有闲阶级,才能读书,才能从繁重的谋生之中抬起头,欣赏自然之美,才能俯视自己的内心感受。可以想象,一个为一日三餐整天奔波的人,怎么会关心这些呢?所以,贫穷的地方一定没文化。富庶的地区天然是强势文化,这就是美国文化影响了全世界的原因。刚改革开放,香港歌曲不是传遍大江南北吗?香港的粤语,这对当时珠三角之外的人们,跟英文没区别吧?但依然阻挡不了人们的向往。因为香港富有!

中国人喜欢说自己的悠久的文化,似乎我们这个民族很有文化的样子。但理性分析,我们1949年建国的时候,文盲比例有多少?为什么?长期以来的贫穷。中国所谓的文化长期以来是官文化,老百姓哪有什么文化!所以,我说,贫穷的地方一定没文化。

长三角这个区域,最早的生产方式和聚集方式,因为这个地区的富庶和繁荣,相对中国别的地区,文化素质远高于他们。但是随着生产和聚集方式的改变,这个地区多样化的文化趋向单一化。江南的这种商业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的多样化,本质上是人们星罗棋布聚集的多样化的结果。如果城市是越来越聚集的,那么文化一定是趋向单一的。就像我们在谈论北京时说的那样,一个少于100万人口的城市,他一定是靠熟人社会运转的,而不是规则。这也是小城市现代金融不发达的原因。

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在物质文明还没达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这个社会唯一聚集的力量就是因追求财富而聚集。这也是中国近几年开发商提出旅游地产、文化地产等噱头必败的逻辑。我们的物质财富还没有达到这个细分市场的出现。简单的说,就像一个水桶,这水桶还没满呢,谈不上溢出。全世界都在谈论,我们中国人爱钱。好像除了钱,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追求。确实是这样,长期以来的贫穷和缺乏社会保障,历史上的中国人就缺乏道德和教养的。这句话可能很多人不高兴,但确实是一个事实。什么礼仪之邦,那是中国人自我的忽悠而已。贫穷的地方,不会有文化,也不会有道德,更不会有社会的公共责任。所以,你看表面上中国人发财了回归故里帮助乡亲修路,帮助老人,其实都有着别的商业诉求,譬如温州人那样的金融融资诉求。再看中国成功的商人的慈善逻辑,包括刘汉,陈光标之类的,那样高调的慈善,其实是一种生意方式,与慈善无关,与生意有关。

长三角这个江南文化之地也不例外,它的文化也非常脆弱。当年上海开埠,这些江南的绅士不也很快脱掉长袍马褂,很快西装革履了吗?

全世界的人们都会首先追求物质财富,在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追求个性化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但那依然属于少数人。所以,全世界人口体现的整体是大都市的超级聚集。中国尽管目前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可能在全世界只能排在180名之后,所以,决定我们聚集的力量首先是追求物质财富,别的力量一概可以忽略。这就是我跟童大焕老师,在中国城市聚集,预测中国必定出现全世界超级聚集的模式,在环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出现人口各超过一个亿的聚集,将不可避免!因为只有这样的聚集才有效率,才会更有机会获得物质财富。

所以,长三角城市群多样化的地域文化,或者说色彩浓郁的经商传统,是非常脆弱的,在城市聚集才会有更加高效的分工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中国人大多都不喜欢上海人,很奇怪,长三角的人们在过去10年前也不喜欢上海人,跟这个区域以外的人一样不喜欢,我很奇怪:同宗同祖的一个区域为什么也这样强烈的抵制呢?我不是上海本地人,算新上海人。我就非常的喜欢上海人,讲规则,人和人之间有距离,举个例子,在上海我经常发现上海人的排队现象,动不动就排队。譬如遇到矛盾和分歧,上海人喜欢讲道理,争论,而不是像北方人那样,动不动就挽袖子动手。其实,这就是文明的标志。上海是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真正超级城市,经过殖民地的统治,上海人是最有城市文明的。这一点连北京人也是无法比的。所以,上海人称北京也是乡下是有道理的。日本有个文化学者也做过京沪两地的对比研究,譬如,在北京问路,北京人喜欢告诉你,东西南北,甚至告诉你标志性的建筑物,这就是农耕文化的体现。上海人会告诉你坐标,譬如门牌号,譬如第几个十字路口,左右,等。对,我刚来上海就发现,上海人东西南北这样的概念,他们很少提及。甚至左右这样的概念,他们也用别的词来替代,譬如左拐弯,上海人称为大拐弯,右拐弯,说成小拐弯。他更精确。简单的说,上海人跟外地人,或者说上海人跟长三角这个区域人们的矛盾其实是城市文明跟乡村文明的冲突。今天,尤其是2008年后,谈论上海人与他们分歧这样的事情很少听到了。这就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结果。

回到北京,领导们说,疏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北京不再有经济中心这个功能,建立文化中心。我觉得领导们真的平时不用钱,只要北京不是经济中心,他一定不可能是文化中心。当然你可以说是党的宣传中心。事实上,经济的竞争,决定了文化的竞争。中国三大区域,在民间意义上,经济的竞争决定了文化的高下。如果中国最后只有一个经济中心,那么他就只有一个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在哪,文化中心就一定在那!都说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譬如外资银行的总部大都设在上海,只有摩根大通银行一家的中国总部设在北京,还是王岐山做北京市长那会,亲自写信给摩根大通的结果。表面上是这样,但是,你分析中国的金融资产,北京是高于上海的,譬如五大商业银行的总部在北京,但是确实市场化的部门都在上海。在下一篇微博,我会分析这个区域的市场问题。这个区域体现的就是权力和市场的边界问题,这里不再详述。

市场化的结果,是赢者通吃,经济中心,一定是文化中心,也一定是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只有一个东西能改变,那就是中国式的权力!否则,经济中心一定是所有的中心。这就是长三角最终一定会被上海吸附全部重要的功能的原因。

 

童大焕20151224日:文化不过是经济招摇的一张名片

一个玄而又玄的文化命题,被风格纯粹一下从神坛拉回了现实。文化决定论者恐怕对此要恼羞成怒。但真实情况就是如此:文化就是由经济决定的。所谓文化,不过是某种经济条件下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已。放到更大的层面上,经济不仅决定文化,甚至决定政治。举个感同身受的简单例子:一个人从国企身份,因为国企没落而转为外企身份,外企不再吃香了再转到民企或自由职业者身份,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教育背景完全相同,但他在不同企业制度环境下的生存,会有多少违和感吗?多数不会。而是哪里收入更高,他对哪里就更“适应”!

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与此相同。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不仅在区域环境问题上,人口迁徙的规律从未改变,胡焕庸线牢不可破;而且在区域选择问题上,人口迁移几乎惟一的主导因素是经济落差。也就是说,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徙的几乎惟一原因。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在此问题上,国际迁徙看得更明显:哪怕离开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哪怕长久的背井离乡,哪怕路上充满艰险,哪怕是偷渡,都要走。义无返顾!因为,更好的前途在招手,更大、更可能的希望在前方。为了这一切,哪怕赴汤蹈火甚至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

反之,那些仅仅因为喜欢“文化”、喜欢环境而移民或移居山野的,多半是富足得闲极无聊的。他们是少而又少的微小分子。而一个人若在乡间别墅住久了,哪怕有互联网与外界24小时沟通,他的思维多半是停滞不前的。

如果一个地方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那么他的语言、文化必然成为全世界追逐的对象。因为,全世界都想以融入它为荣。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一边嘲笑港台是文化沙漠,另一边,港台歌曲、港台影视、港台明星洪水般占领中国大陆市场。

所谓文化,不过是经济的一层脂粉。哪里的经济繁荣,哪里的文化就繁荣。反之亦然。就像黄金离开了货币功能,它的装饰功能迅速掉价一样,一旦离开了经济能力的支撑,“文化”马上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上海人当年嘲笑所有上海之外的人,包括长三角其它地区,包括北京广州的人都是乡下人,他嘲笑的资本是什么?是文化吗?是他的经济实力全国无两!

所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切只需删繁就简,回到最根本的经济上来,就文化也清晰,政治也洞明。哪里有那么多深奥的道理,剥开一切文化和政治的伪装,直抵经济核心就行了!

天下事,原来如此简单!大道至简,它就是如此简单。

讨论越来越深入,结论也越来越清晰:长三角江南地区,由于土地肥沃,自然灾害较少,自古以来就是物阜民丰、经济和文化发达之所在。由于人多地少,经商成为传统;由于天然的水路纵横,形成小城镇星罗棋布的“就地城镇化”格局。

这也就是后人至今念兹在兹的“就地城镇化”、“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成为国策的源头。

但是,随着交通由传统的水路交通向高速公路、高铁和飞机转变,随着现代金融制度的发达和传统民间金融的崩解,以及,互联网和服务业成主流的非物质生产时代迅速到来,“就地城镇化”的经济和交通基础正在迅速瓦解,一个崭新的长三角加速集聚的时代正在到来!

而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却还在“烟雨江南”的睡梦中迟迟无法醒来,还在做着全国性的“就地城镇化”的美梦!

就在刚刚结束的、时隔37年才又召开一次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我们还在说,“让中西部地区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这是准备让人们骑着牛车呢,还是赶着马车,还是骑着驴子,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在家门口享受城市化吗?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呢?这根本不是文化,而是一群吃饱了撑的人们,在那儿想让另一些人帮他们保存小时候记忆中的“文化”。不信,问一问每年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的人们,他们愿不愿意只呆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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