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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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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

童大焕,1968年生于福建长汀,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科技系,工学学士。当今国内最活跃的时评人之一,视角独特、文笔犀利、高质高产。笔触涉及时政、财经、法律、教育诸领域,追求勇气、激情、理性的统一,冰炭相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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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的公平陷阱5:均贫富对社会和家庭都是灾难  

2016-01-21 13:27: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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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的公平陷阱5均贫富对社会和家庭都是灾难

 

童大焕—201612日星期六

 

2015年最后一天,1231日,经济学者谢作诗在他的腾讯微博上写道:“新的富人不断出现,说明社会流动性强,充满活力。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中国充满希望。反之,香港现在的富翁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那批人,日本听说过新的富翁吗?没有希望。新的一年,我愿意听到更多的普通人成富翁的故事!”

我转发说:“这个时代的中国,是底层逆袭最容易的时代,是智慧胜出最容易的时代!”

有人接着评论:“在一个均贫富的社会,富豪不是荣誉,是负担。只有落后思维的社会,还在推崇富豪。”

我说:“均贫富是一种极端落后的思维,是人类灾难之源。学点古典经济学吧。实在不行,用脑子想点问题吧。”

接下来还有这样的评论:

程刚:“均贫富是强盗逻辑。人类需要多劳多得的公平社会,不是少劳抢夺多劳的均等社会。”

风格纯粹:“太平天国运动的口号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无处不均匀。追求结果的平等。太平天国运动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

其实,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类实践,已经把人变成了物质上贫困潦倒者和精神上的权力的奴隶。这方面的灾祸罄竹难书。我们不再重复讲这些悲惨故事。悲剧本身更不能重复。所谓均贫富的国有制或者说公有制,都摆脱不了国企请客,中央和百姓买单的结局——国企利用垄断地位抢劫式公有化,然后管理层与权力层层勾结,实现偷盗式私有化。最后,国企空心化,中央和百姓买单。

我在人类公平的美丽陷阱”这个系列文章的开篇《市场的不平等是财富增长与人类幸福之源》就已经说过:“天才的米塞斯其实早就击穿了公平的幻觉。他居然敢说: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大众幸福的原因,而不是任何人不幸的原因。哪里有较低程度的不平等,哪里就必然有较低的大众生活水平。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在贫富差距拉大过程中,绝对穷人却越来越少的过程。

今天这篇文章讲一讲印度农民“均田地”的故事。它离我们很远,却离我们很近。因为,当代中国农民土地的碎片化比起印度来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代中国农民除了丧失自由迁徙的权利,还失去了土地、房屋的财产性权利。这是当代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重大原因。他们的土地、农房不能自由买卖、自由抵押,一方面使“不动产”成为绑缚他们自由迁徙和流动的拖累,而不能成为进城创业和置业的资本;另一方面,这样的土地和农房制度也使农业越来越碎片化原子化,越来越丧失规模经营的商品化功能,进而成为广大农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一些“三农问题专家”说,农民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抵押,万一卖地卖房后进城失利怎么办?土地是农民最后的就业和养老保障!但是,一方面,你有没有听说城市居民也一定要拥有生产资料才能生产生活的?另一方面,现有中国农民人均不到2亩地,平均一亩地年租金不到600斤稻谷,不到他们打工月收入的五分之一,他们靠这个可以生存和发展?第三方面,我担心这些“三农问题专家”手里的钱会吃光喝光赌光嫖光,是不是应该集体化一下我来替他们保管啊?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事实,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写到了印度农民土地的碎片化导致农民负债和自杀率双双升高的事实:

“根据孟买经济学者米什拉(Srijit Mishra)的一项研究,马哈拉施特拉邦贫穷男性农民的自杀率在19952004年间几乎四级跳,从每十万人中十五人自杀增加到五十七人以上;至于非农田地拥有者的贫穷工人,自杀率只从十七人上升到二十人(女性更是从十四人下降为十一人)。在朵利周围的若干地区,自杀率飙增至每十万人有一百一十六人自杀,超过全国男性自杀率的八倍。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数字有所下降。米什拉指出,自杀者有百分之八十七都背负债务,而且金额平均相当于一座小农场在丰年的一年收入。现在,这个地区每年仍有数以百计的农民走上绝路。只要走访维达尔巴地区的任何一座村庄,当地人都能够向你指出有哪些家户最近发生了自杀事件。

“一个世代以前,这个地区的农民几乎全都有机会拥有成功的农耕事业。他们的土地面积够大,平均都超过八公顷,当地也有充裕的农业劳动力,而且20世纪70年代初的绿色革命带来了高产量的种子、作物管理方法与农耕知识,不但永久终结了印度的大型饥荒,也使得市场农业真正具有商业上的可能性。这里应该出现的发展,就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在1819世纪期间发生的状况:较有野心的农民扩张土地、雇用员工、增加产出,土地较小的农民则把农地卖掉,不是迁徙到城市里,就是到经营有成的商业农场上担任工人,于是城市经济与农产业双双繁荣兴盛,相辅相成。 

“不过,这样的转型需要与城市经济具有活跃的关系,而印度的贫穷乡下地区却在许多方面被剥夺了这种关系,最明显可见的就是提倡甚至理想化小型家庭农场的政府政策。而最激烈的后果——同时也是导致自杀危机的直接因素——就在于土地持有情形上。在1947年印度分裂之后,这个地区的农场家庭就扬弃了长子继承制度,不再由长子继承整座农场并任由其他儿子成为农场工人或迁往城市,而是把土地分给有意继承农场的所有儿子。如此一来,这个地区的田地面积随即大幅缩小,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型农场导致失业率升高、产量减少,根本不可能从事商业化的经营。”

书中提到的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废除农地的长子继承制度以后,农地碎片化现象越来越突出,使农业商业化规模化经营成为不可能,这是农民自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二是即使农民自杀率上升,但受雇于农场的农业工人自杀率上升却不明显,女性农业工人自杀率甚至有下降趋势。

它可以破除我们的两个担忧:一是担心农地私有化带来的兼并会增加失业农民;二是担心农地私有会导致无人种地。事实看来,反而是农地碎片化更容易危及农民的生存和生命,也更容易导致农业无法商业化进而使农民将其抛荒。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一开始,美国是95%的人口从事农业,现在,美国只有1%的人口从事农业,而美国已长期稳居世界第一强国富国和世界第一农业产出和出口大国的位置。

中西方历史上都有过漫长的土地甚至企业、城堡的长子继承制度,目的就是维护规模化和完整性。与均贫富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很多看似无情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往往是人类血泪教训基础上最有情有义的精心安排。反之,很多貌似平等的制度设计,往往一不小心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深入事物的运行逻辑中去思考和分析问题。

别说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内部,搞均贫富都会给后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这就是印度“均田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今天的中国,若不是农民大量进城,早就不知道多少人自杀身亡了。

    201613日星期日发表于香港东网“大焕视界”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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